[36]财政部预算司：《德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概况》，载《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62期。
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一个共享的责任感(shared responsibility)或共享的信仰(shared faith)。而杰斐逊的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领导人。
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则，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与政治风格。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许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的做法，包括运用联邦的权力购买新的领土，为未来美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地理基础。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纳在推荐语中写道：本书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 澎湃新闻：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被称作国父，他们至少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几位总统。
1828年的总统竞选，民主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维护州权的口号，搭建了竞选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层动员工作。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14)七是合理利用本土资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规定，自治条例的制定依据是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而许多自治条例并未真正从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出发，而是套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因自治区单行条例制定程序法律有特别要求，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⑤这就限制了自治区制定单行条例的积极性。形象一点说，民族工作‘进城了，工作重点从边疆和农村牧区延伸到城市和东部。尽管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自治权的规定，内容更丰富，要求更具体，力度更大，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然而，作为自治区下辖的有关自治地方，受多种因素制约，单行条例出台少。即使是下辖一州三县的吉林省，自治地方在全部出台了自治条例的同时，出台单行条例50余部。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不但均制定了自治条例，而且根据实际制定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单行条例。二、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的困境 宪政地位的确立、政治地位的法律化及配套制度的完善，使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成效明显，有力地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适当考虑各自治地方尤其是下辖自治地方省的人大代表名额中，来自自治地方的代表应适当增加，确保各自治地方人大依据国家法律并结合传统习俗及民主原则，决定其各项制度，真正实现少数民族自我管理。二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必须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章，使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国务院有关部门职责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7]而且各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也要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
此后，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加大《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力度，促进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部帮助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一是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增加了第73条，⑩要求完善配套法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有效实施。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宪政地位在我国得以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地位实现法律化，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逐步完善。
这也是自治条例立法活动正常开展受限的原因。二是《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规划(2011—2015)》的出台，为强化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
2013年，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加大了对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投入：文化部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培养。其中，13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西藏、新疆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当选在列
陸海空軍其ノ他ノ戦力ノ保持ハ之ヲ許サズ国ノ交戦権ハ之ヲ認メザルコト。为防止自卫权的滥用，行使自卫权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必要性和合比例原则。因此，我们，组成国民安保法制恳谈会的成员，对此种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强烈要求内阁放弃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阁议决定。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在满足单独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之外，行使集体自卫权还必须满足一个特殊的条件，即集体自卫权应根据受援国的请求方可采取。[18]同时在第2款第2句上，无论从语法上怎样分析，都是无法得出为达前款目的对其产生修饰作用的结论的，因此应采取通说的理解。芦田修正使得第9条的表述变得含混而易产生歧义，从而为以后日本政府的扩大解释埋下了伏笔。
从严格解释论出发，宪法学者们均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继而驻日美军、安保条约、海外派兵等均是违反第9条的。而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有二：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
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的问题不仅成为了日本财政各界的热门话题，自民党国防委员会甚至提出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三种措施：修改政府见解、修改宪法、国会通过决议。[46]第151国会参議院憲法調査会会議録9号(平成13年6月6日)10頁(阪田雅裕内閣法制局第一部長発言)，转引自横大道聡『執行府の憲法解釈機関としてのOLCと内閣法制局———動態的憲法秩序の一断面〔補訂版〕』研究論文集－教育系·文系の九州地区国立大学間連携論文集，5(1)。
[37]有关来栖三郎的观点可参见前引?瑏瑢，阿部照哉等书，第107页。在这种情势下，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交由日本国民进行决断。
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不是进行宪法修改，而是由政府通过恣意的修改宪法解释的形式来实现，只能说是对要求统治权力必须遵照宪法来行使的立宪主义的否定。[47]第144国会凶h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2号(平成10年12月7日)16頁〔大森政輔内閣法制局長官発言〕，转引自前引[46]，横大道聡文。一、《日本国宪法》第9条及其解释 《日本国宪法》具有三大基本原则：国民主权原则、人权保护原则以及永久和平主义。根据宫泽俊义的上述分析，宪法政策论过于偏向于宪法解释的下限，因此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宪法解释方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
[8]第1款全面放弃说认为第1款不仅放弃了侵略战争，而且是对包括自卫战争的所有战争全面放弃。尽管对于有权解释机关到底是在创造规范还是在选择规范仍存在不同见解，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法律解释是将法律条文置于法的整体之中作为规范予以妥当的确定以及这一行为并非纯粹客观的认识行为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40]宮沢俊義「賽は投げられた」(『憲法論集』(有斐閣，1978年)所収)453頁，转引自前引[33]，三並敏克文。例如美浓部达吉在1947年出版的《日本新宪法精义》中对第9条进行解释时说，有权进行自卫战争乃一国生存之所必须，所以在日本之前未尝有一国曾放弃过进行自卫战争的权利，唯独日本因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缘故，做了世界上没有前例的绝对抛弃战争的宣言。
虽然《日本国宪法》第9条对自卫权未置一词，只是宣称日本放弃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是从条文表述出发，可以得出日本连同自卫权一起放弃了的结论，[30]部分学者从自卫权构成国家固有的权利出发，认为自卫权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主张第9条并未放弃自卫权。然而，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严格解释论者也出现了这样的批评：严格解释论过于拘泥于宪法条文的字面表述，无视国际形式变化了的事实，对于第9条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如果由此制定国防政策将无法适应现在的国际形势。
[28] 但是，2000年10月美国发表阿米蒂奇报告之后，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当然，在这里还存在着实质放弃说和形式放弃说之分。即便如此，由于第9条声称放弃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即使承认自卫权，也只能是不以武力行使为内容的自卫权。[2]即：(1)发生针对本国的紧迫的不正当侵害。
四、结语 就在安倍内阁不顾议员和国民的反对强行通过阁议修改宪法解释的前夕，由宪法学家长谷部恭男等组成的国民安保法制恳谈会发表了《要求放弃承认集体自卫权的阁议决定的声明》，[49]声明指出，由于集体自卫权与单独自卫权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承认集体自卫权的阁议绝对不是位于以专守防卫为宗旨的历来的政府解释的延长线上，而是彻底否认了宪法第9条的作用。法律解释又植根于法的理想。
宫泽俊义在区分法律解释与法律科学的基础上指出：[44] 法律解释有两个侧面，或者两个界限。具体说来，日本政府对第9条的有权解释主要包括以下要点：[14](1)日本保留自卫权。
[48]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安倍内阁所通过的承认集体自卫权的政府新见解都超越了宪法解释的界限，是一种违宪的政府行为。[2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下述情况有理由认为是自卫：1．一个国家的领土或部队(而且可能是它的国民)受到了攻击或有立即被攻击的威胁。
